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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九章、洛中之山甚是无趣


转眼间便来到了靖德二年的春季,正是草长莺飞之时,洛阳内外,又复繁华景象。

河北基本上算是平定了,孔苌已押来洛阳,处斩于市,朝廷于冀州各郡县皆命守令,且调运粮秣前往赈济流民,即便尚有些许盗贼,相信也很快就能彻底敉平了。

剩下江南、巴蜀,在中原人看来,那些偏僻荒远之地,简直就跟外国一样,根本不必加以考虑啊——除非对方有实力对河南发起全面进攻。动乱数十载,终于算是迎来了太平世道,乡间百姓或许还拋洒汗水于垄亩之间,即便丰年亦未必能得温饱,然在都邑中的士人、居民看来,却已如同天堂一般了。

是以百官纷纷上奏,歌功颂德,称天子功追三皇五帝,甚至于还有请天子东巡,去封禅泰山的……裴嶷等人担心裴该受此影响,真的飘飘然起来,乃陆续觐见,加以劝谏。对此,裴该笑笑说:“天下尚未底定,朕又焉敢自满?且即便江南、巴蜀俱平,朕亦知可安天下,未必能使百姓温饱。三皇五帝时便是如此,秦皇汉武时也是如此,彼有何功,而言封禅?朕又有何功,敢效仿先贤?”

不但是马上天子,从乱世中浴血厮杀出来,而且还具有近两千年后的见识,有对社会现实更明晰且成系统的认知,裴该自然明白,即便自己统一了天下,甚至于规复故汉旧疆,也并不是说天下太平,老百姓就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的。

固然“乱世人不如犬”,但封建时代,即便治世,多数平民百姓也未必能比贵家之犬过得好……后世网络上常有颂扬北宋国富民丰的,说赵家虽然外战憋屈,却能将复土定疆的精力运用到民政上,使得府库充盈,市井繁盛……

其实府库充盈或许是真的,市井繁盛也或许是真的,但盛世之相都只存在于开封、大名等几座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而已,广大农村百姓依旧吃不起饱饭,稍逢天灾,照样流民遍道。吹嘘者还说什么宋代没有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……那是因为还没等闹到那一步,宋就先被外患给灭了!

你以为王小波、李顺,钟相、杨幺,还有方腊,不算历史上有数的农民起义吗?非得席卷天下,最终覆灭旧朝,才算是老百姓贫寒饥馑,活不下去啦?

从古至今,又哪有国无内患,官民皆丰,拥有雄兵百万,军事科技超迈一时的政权,会那么轻易就被外敌给打垮了的道理啊?

这是封建时代的常态,唯统治者的目光只关注都市而往往忽视乡村,于乡村也只关注缙绅和所谓的“乡贤”而往往忽视小民百姓,才会生造出盛世图景来。所谓“忆昔开元全盛日,小邑犹藏万家室,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廪俱丰实”,这私家起码也得是小地主啊,小农、佃户能吃个半饱就算侥天之幸了!

郭老作《李白与杜甫》一书而为后人所讥,但裴该前世也是读过那本书的,其中指责老杜为地主阶级代言人,横加鞭笞之语,相信即便起少陵于地下,也回不了几句嘴。那书错处不在骂杜甫,而在捧李白——李白其实比杜甫更地主阶级好吧!

裴该既然明白这一点,也就不奢望通过什么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,让老百姓人人都有饱饭吃了。偌大的中国,基本上脱贫得等到后工业时代,而前工业时代即便搞“均贫富、等贵贱”,也不可能使小老百姓免于饥寒——而那一套,又是违背社会规律的,根本搞不起来。

所以他只能在保证社会安定的前提下,徐徐地作一些技术和社会实验,力求提升生产力的发展速度,并且尽量扩大教育涵盖面,让这辆千年老车走得略快一些,以免将来大落于人后。至于这将来如何,他也肯定是看不见的——就算再怎么努力,开金手指,估计要迈入工业社会,起码还得一千年——只能够凭良心做事。

在这种情况下,自矜自傲便基本上与裴该无缘了,乃见歌功颂德之奏,唯觉恶心,于上奏之人,基本上就算是打入了另册,再想升迁,难上加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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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月三日为上巳日,乃是传统的节日。

古人例在三月巳日,前往水边沐浴修禊,也就是利用清水来袚灾祈福。但到了魏晋之时,首先规定了三月三日为节,而不管是否巳日,继而节日目的逐渐被游春踏青、娱怀骋情所取代——说白了,就是演变成了国立春游日。

洛阳城南有洛水,还有伊水,城北有七里涧,有金谷涧,都是上佳的游春所在。不过晋时权贵多在金谷涧附近修建别邸——比方说最著名的石崇金谷园——就此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定,即唯世家及有官身者,方能游赏城北水系,平民百姓则只能到城南洛水、伊水畔去踏青。

这一日,门下侍郎李矩李茂约亦携其妻卫氏,及子李充、侄李式等,安排好了车马,打算前往金谷涧去踏青,但是家里两个门客——王羲之和庾翼——却不肯从行。

俩少年说金谷涧我们去过啊,没啥好玩儿的,而且闻名遐迩的金谷园又被梁氏所占,不久前送给了裴公(裴嶷),裴公正在大兴土木改修,肯定也进不去——“小子等请往城南一行,欲登委粟而观山景也。”

李矩还想再劝,却被卫夫人暗中扯了扯他的衣袖,随即笑道:“所谓‘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’,既然逸少、稚恭慕仁,夫君可使自往。”

李矩没办法,就派了几名仆役服侍二少年,复遣数名兵卒护卫,由得他们往城南去了。

等到双方分道,卫夫人才压低声音对李矩说:“逸少、稚恭欲向城南登山,所为何事,难道夫君不明其意么?”

李矩有点儿茫然,便问:“为夫愚鲁,还请夫人开释。”

卫夫人轻轻叹了口气,就说:“今南北分途,长江为隔,彼在洛阳,如人质,如囚徒,其父兄皆在江南,逢此嘉日,岂有不想望之理啊?乃欲南向登山,远眺长江,虽不能见,聊舒渴怀也好。”

李矩这才恍然大悟,不禁也叹息道:“裴、王之间,曾有姻戚,本是一家,竟隔南北……以王茂弘之智,岂不知大势已定,而江南不可守之理啊?早早降顺,黎庶得安,家人亦可团聚——这必是王处仲贪恋权势,特意阻之也!”

在故晋之时,王敦的品位一向比王导要高,但若论名誉,则差得很远——大家伙儿都认为王导是个忠厚人(其实未必然),而王敦是个野心家(倒是没有错),王导温雅识礼,王敦难脱粗俗气。故此江南不从王化,这罪魁祸首,多半不在王导,不在司马睿,而是那个坐拥强兵、跋扈无忌的王处仲了!

再说王羲之和庾翼之所以执意南向,确实正如卫夫人所料,是思念亲人,乃欲趁着佳节登高远眺。要说洛阳之北,也有北芒山,但距离比较远,山势也比较陡,这一天内就要打个来回,未必能爬多高,故此二少年才只能前往城南的委粟山去了。

这委粟山若在十几年前,估计是不让爬的,因为其上建有圜丘,也就是天子冬至日郊祀之所在。

不过曹魏最早郊祀,是在洛水北岸的受禅台,一直到景初元年,魏明帝始在委粟山上别建圜丘,同时又在城北建方丘(亦名方泽)。命于冬至日祀皇皇帝天于圜丘,以始祖帝舜配享;夏至日祭皇皇后地于方丘,以舜妃伊氏配享;此外还有天郊礼祭皇天之神,以太祖曹操配享;地郊礼祭皇地之祗,以操后卞氏配享;宗祀于明堂祭上帝,以文帝曹丕配享……

总之小年轻曹叡最喜欢各种华而不实的花活儿啦,生搞出一大堆等级相同的国家级祭祀来,他也不嫌累……好在正始以后,权柄渐移于司马氏,天子难出洛阳城,这些祭祀活动就全都停了下来。

晋朝建立后,群臣商议,认为“丘郊不异”,就此把二郊礼跟圜丘祭天、方丘祭地给合并了起来,从此最高级的国家级祭祀只剩下三场,即:祭天、祭地、祭上帝,场所分别为圜丘、方丘和明堂。

华朝肇建,对于这路事儿自然也有争论,主要原因就在于,曹叡当初搞那一套是倾向于郑学的,晋朝的简化版反倒是王学“谬说”。

郑玄老夫子认为有天有上帝,此外还有五帝并立,他还特意给五帝都起了拗口的名字:东方苍帝灵威仰、南方赤帝赤熛怒、中央黄帝含枢纽、西方白帝白招拒、北方黑帝汁光纪;同时他宣称周礼中的圜丘祭和郊天不是一码事儿。王肃肯定要跟郑学拧着干啊,他就主张五帝为上帝之佐,就好比人间的三公,哪有受国家最高级祭祀的资格呢?而“丘郊不异”,圜丘祭和郊天只是同事而异名罢了。

如今既然裴该貌似倾向于郑学而反感王学,自然以董景道为首,儒生们纷纷跳将出来,请求再把“丘郊”分开,并且分祀五帝。对此,裴该却不肯让步了——娘的,搞那么多花活儿,除了浪费精力和金钱外,对国家社稷有一毛钱的好处吗——下诏仍从晋制。

不过委粟山上的圜丘、洛阳城东南的明堂,还有城北的方丘,早都已经残破不堪了,此前祖逖重修洛阳城,也还没功夫把这些配套设施给搞起来。于是裴该本着节俭的原则,就光在原址上修复明堂和方丘了,却将圜丘移到受禅台上——台基是现成的呀,而且台上施工也比登山要省钱省力得多。

即以圜丘祭天,方丘祭地,明堂祭上帝——裴该特意把天神、地祗给虚化了,且将上帝等同于人文始祖黄帝,把郑玄所谓的五帝全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。并在去岁冬至日,举行了华朝的第一次国家级祭祀——圜丘祭天。

拉回来说,委粟山上既无圜丘,平民百姓自可登山览景,于是王羲之和庾翼二少年便在兵卒的保护下、奴仆的服侍下,经洛水浮桥而向委粟。

委粟山分隔伊洛——二水于其东麓合流——其实只是一个小山丘而已,不过十余丈高,因为山上曾建圜丘,故此有道路、有台阶,可以拾阶而上,不必要手脚并用去攀爬。二少年虽然都文质彬彬,平常不怎么锻炼身体,终究风华正茂,体力尚健,所以很轻松地便即登顶了。

于委粟山上北望,越过浮桥,便是洛阳高大的城壁;西望洛水滔滔,东望明堂可见;唯有南望,过了伊水就是广袤的平原,阡陌纵横,直接天际——江南何在啊?迢迢千里,又怎么可能望得见呢?

二人都不禁有些黯然,随即互望一眼,嘴唇翕合,想要说些什么,却终究还是张不开口。一则君心同于我心,何必冗言?二则身旁还围绕着李矩派来的仆役乃至于兵卒呢,名为服侍,实为监视,名为保护,实为看管,王、庾二子虽然颇欠缺政治敏感性,终究不傻,于此情此景下,又岂敢放肆妄言啊?

可是也不便始终缄默,使得周边气氛都如同凝固了一般,于是少顷后,王羲之首先开了口,问庾翼:“稚恭看此山如何哪?”

庾翼撇一撇嘴道:“这哪里可以称之为山?不过一小丘罢了。洛中自有山,在城北也……”这指的当然是北芒山啦——“然以弟看来,洛中之山虽然葱郁,论雄峻却不如关中之山,论清秀,又不如我……又不如江南之山了——此番出游,甚是无趣。”

言下之意,我想望江南的山水啊,且即便过往在长安的日子,也比如今在洛阳要舒心得多了。

王羲之闻言不禁苦笑,心说你这不废话嘛——昔日我等在长安,华朝尚未肇建,南北仍属一国,就算叔伯等与裴公有所龃龉,外敌环伺下,也还不至于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,而我们就算是通好的使者;如今不同了,洛阳、建康,已成寇仇,咱们变成人质啦,这心情怎么可能舒坦得起来啊。

于是安慰庾翼道:“东南向不远,应是稚恭旧籍了。”

他所言“旧籍”,是指庾氏的老家颍川郡鄢陵县——其实也有三四百里地呢,只是比起江南来,确乎“不远”。

庾翼随口反问道:“逸少兄于旧籍风物,可尚有印象么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