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智要想牢牢控制住这么一大块地盘，要面对的压力来自方方面面，有官吏系统，有文人士子的反弹，有家族势力的反弹。

大宋朝，是华夏第一个把基层的治理权交给底层士族集团的朝代。从春秋战国，到秦汉两晋，再到隋唐。每一个朝代都是真正的中央集权，皇权是直接可以管辖到每一个黎民百姓的。

也就是说中央一个命令，不论是缴税，还是征兵，都是由政府组织直接发号施令。比如唐之府兵，动员系统只需要皇帝一个圣旨，兵员从十里八乡便可源源不断的集结，征税亦然，也是衙门直接进行。

但是宋朝开始，这个事情就有了变化，有一个词汇叫作“皇权不下乡”，便是地方衙门并不能真正管理到村镇族乡，衙门行使权力，都要经过当地的家族进行。比如一个村落，要征税，其实并不是衙门直接到百姓家中收取，而是通过当地的家族势力间接进行。

又比如宋朝的军制，财政养的禁厢军之外，朝廷并不能直接动员底层百姓。也没有直接动员的制度渠道，甚至都没有直接动员的能力。一切的社会基层事务，皆要通过家族势力进行。

其实这是一种权利交换。从那一句“与士大夫共天下”开始，大宋赵家就把基层治理权交给了大小士族，换得大小士族对于赵家的支持。

宋朝这个制度也严重影响了明清，导致明清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权利交换，对于国家而言，带来的坏处是显而易见的。特别是明朝，士族富裕而国家衰弱的原因也主要在于此，士族权利致使土地兼并之下，整个国家连税收都收不到。

这个问题是宋朝以前的朝代不曾有的，也是国家主要的动员能力所在。也是汉唐对外战争强横的原因所在，汉唐朝廷能直接动员所有的民力物力。宋明却缺乏这种能力，甚至到了后期，国家直接就丧失了这种能力。

这是社会制度与模式最基本的比较。

但是这个问题如今也给郑智带来的困扰，那就是河北两路之下，其实民间的基础统治阶层，对于赵家是有骨子里的效忠的。因为赵家开创的模式给了他们好处，那么权利交换之下，显然没有人愿意打破这种美好的局面。

这也是为何宋、明、清三朝没有人能造反成功的原因，即便是李自成，若是辽东没有满人这个强力的外敌，也不可能让他攻入北京城。因为朝廷的统治基础不被打破，那么来自内部的反抗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即便清朝的终结，也是因为外部的影响，被列强无数次打败，才有民间进步人士的崛起。

那么郑智要来打破这种局面，便需要深层次的思考，手段必然是翻天覆地的。这个手段，归根结底便是土地改革。把好处直接给到所有的百姓手中，打破士族对于基层权利的垄断。

也就能构建起郑智对于基层权利的回收，得到真正来自底层的支持。赵家与士族进行权利与利益交换，郑智便要直接与真正的基层百姓进行权利与利益的交换。换取广大百姓的支持。

后世国民党常凯申统治的中国，其实也是建立在“与士大夫共天下”的基础之上的，虽然并不完全一样，但是基层的形态还基本相同。

打破常凯申的太祖之法，便是郑智之法。

郑智想得极为通透，要想彻底根除赵家的势力，唯有以极为快速与血腥的手段解决大宋赵家的统治基础。

否则，郑智的统治便是空中楼阁，随时都会受到反扑，随时都会摇摇欲坠。

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郑智不愿意用赵家的模式与士族集团达成这种权利与利益的交换。不愿意与传统的士大夫共天下。民族与国家的传承需要知识，需要文化，但是并不需要这种传统的士族阶层。

国家需要的文人士子应该是服务型的，而不是既得利益型的，更不是用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权利与利益作为交换型的。

大名府城之下，蔡京回头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军队，极为的安心，这也是蔡京人生之中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军队，多到漫山遍野，多到人山人海。

蔡京抬头再看了看大名府城的高墙，还有高墙之上的铁甲士卒，心中也升起了许多自信。

身边的种师道一脸的担忧，种师中却是老神在在，还有闲心左右打量。

“来人，往城里射劝降书信。此番朝廷十五万大军已到，叫城内的乱臣贼子快快束手就擒。”蔡京话语之中有一股睥睨之感。

七天集结了十五万大军，虽然不尽人意，却是也让蔡京心中能接受。

说是十五万大军，在蔡京看来这个数字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反正看起来人山人海。

却是种家兄弟二人心中一清二楚，出征之前大军全部集结，皇帝赵佶亲自远出汴梁送行。

便是那一日，兄弟二人随着蔡京站在城墙之上，用手在空中对着军阵比划了几番，已然就能猜出大概人数，十万不到的数字，却是在出征名册上有十五万。蔡京本想再聚集更多的军将，却是在赵佶面前说了七日出征，也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。却是也命令殿前司与枢密院再聚集更多兵将往北支援。倒也是蔡京点兵，多多益善。

兄弟二人虽不说破，却也是连连摇头。

种师道心中焦急，开口说道：“太师容禀，望太师允许在下到城头之下说上几语，兴许能止戈不战，以免生灵涂炭。”